中外文化诗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发布时间:2016-05-26 浏览次数:

 

                                 汪

 

 

 

201310 24 日至26日,“中外文化诗学国际研讨会”在南昌成功举行。会议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与江西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及江西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协办。来自美国西北大学、阿拉巴马大学、马萨诸塞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闽南师范大学、江西社会科学院、南昌大学、赣南师范学院等高校、社科院及《文学评论》、《江西社会科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等杂志社共50余位老师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专家发言,精彩生动;评议讨论,气氛热烈,成功实现了加强学术交流的办会宗旨。

与会专家提交论文或大会发言提纲40余篇,主要涉及中外文化诗学理论研究、当代文学的文化批评与文化现象研究、叙事的文化批评、古代与近现代文学文论的文化批评、外国文学文论的文化批评等五大议题。

 

中外文化诗学理论研究

有关中外文化诗学理论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讨论的核心问题。

李春青教授专门为本次会议撰写了《文化诗学的基本特征与操作路径》一文,论文指出,文化诗学是文学理论从哲学转向历史、从理论转向阐释、从美学转向文化等三大转向的集中体现。它标志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发生了重要转型,同时,文化诗学的出现也是这种学术转型的产物。文学诗学既不是有着严密逻辑的理论体系,也不是一种有着严格规定的方法论。毋宁说文化诗学是一种大致的研究路向——凡是从文化的综合性、复杂性以及各文化门类与文化层次的关联性入手来考察文学艺术现象的研究,均可称之为文化诗学。文化诗学大体上可以概括出三种研究模式:主体——文化心理模式、语境化综合研究模式、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研究模式。三种研究模式有着不同的思想背景与理论资源,它们的相通之处在于,都关注文本与其形成或发挥功能的外部语境的关系,而且把这种关系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都不是把研究对象当作现成的或固定的存在,而是强调对象的构成性与动态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模式都注重对文学艺术现象复杂的关联性的揭示,而这种关联性恰恰构成着一种文化的整体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其为“文化诗学”。作为一种人文学科,文化诗学当然要进行意义与价值的建构。但文化诗学的意义与价值建构与以往的文学理论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其一,文化诗学不标榜价值,不预设意义,而是在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研究过程中让价值和意义自然呈现出来。第二,文化诗学看上去像是在揭示真相而不是意义建构,但实际上是通过揭示真相来进行意义建构的。其三,文化诗学是一种研究路径而不是一种理论主张,因此不像某种理论,譬如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那样预设一种言说立场。但这并不等于说文化诗学没有自己的立场与原则。作为一种人文学科范围的研究方法,文化诗学以一切人文价值为自己的底线,其研究目的不是消解、颠覆传统的人文精神与审美趣味,而是力求对它们有更深刻、更符合实际的理解与把握。论文全面梳理了作为方法论的文化诗学研究的特色与操作路径。

金惠敏教授《文化理论是什么?》一文侧重于对当代文化内涵进行阐释,指出当代文化理论倾向于将文化视作日常生活,其特点是在文化与日常生活之间不再做壁垒森严的区隔。 “文化理论”已成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一小提琴手,正是因为“文化”是我们最日常的经验和最切己的存在。

北京师范大学方维规教授《“究竟是谁能够体现时代?”——论许京的文学趣味社会学及其影响》一文介绍了在中国学术界几乎无人知晓的20世纪上半叶德国最著名的英美文学史家和莎士比亚专家许京(L. L. Schücking, 1878-1964文学趣味社会学观点。在许京看来,文学趣味、文学需求和文学兴趣的社会学,不再从如下观点出发,即以为“作品无意识地来自民族心灵的深处”。文学趣味社会学更多地受到一种新思想的驱使,即不同的社会力量对文学的产生、传播和接受起着很大作用,以至不能再把“哪一个社会群体与全体人民划上等号,把他们的感受看做‘民族心灵’的感受”。许京认为那些宣扬“必然精神现象”的艺术史家和文学史家不明真相,他们不愿看清审美趣味和审美层次的差异性。其实,所谓时代精神只是“特定群体的思维形式”,却一直被看做全体人民的趣味。或者正如许京所说:“其实根本不存在时代精神,而是存在一系列时代精神。”许京对文学趣味社会学的论述,不仅具有开创意义,而且是整个文学社会学发展史中的重要文献,给后人提供了不少方法论启示。

美国西北大学彼得·范维斯教授宣讲了《何谓“辨证意象”》一文,他指出,从1920年代晚期开始,瓦尔特·本雅明开始将某些传统的诗学概念应用于普遍的文化领域之中,其基本概念即“辨证意象”。辨证意象 “既不是过去阐明现在,也不是现在阐明过去。毋宁说,这一意象是一种空间,在其中,过去与现在共存于一瞬,形成了一种星座。换句话说:意象是一种定格的辨证关系。”这种理论的基本前提是:只有通过改变呈现时间的意象,历史的方向才可以被改变。这一思想还可以用更准确的话来表达:只有时间的新意象,这一意象与河流式流动的意象完全不同,才可以改变历史的方向,由此历史的方向将不再按照从过去“流到”未来的一致的方向呈现出来。本雅明从物理学中借用了一个意象来描述这种状态:它是需要“充电”的意象,意思是说,要取得潜在的能量。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为过去“充电”或“使其具有潜能”。一旦过去变成了“潜在能量”的场地,它就可以由“当下”来催化。

江西师范大学陶水平教授《马修·阿诺德与英国现代文化批评学科的先声》指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通儒”,其文学批评具有宏阔深厚的文化视野,实开英国现代文化诗学与文化批评之先声。其贡献主要表现为:开创“文化与文明”对立的文化批评传统;率先以历史主义的眼光诊治英国现近代文化病灶;首创“以文化代宗教”之说,树立文化的权威;最早表现出跨学科视野、大文学观念与文化批评意识。由于他在文学和文化界的重大影响,阿诺德一直是英语文学界持续关注的对象,被英美学界视为一位“永恒的批评家”。

江西师范大学肖明华博士《詹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建构——以全球化时代文化问题为中心的考察》一文认为,詹姆逊的文化诗学处理的是全球化时代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问题。詹姆逊意欲通过对文化文本的解读,重申政治经济学地解释和改变这个世界依然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此而言,他的确保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视野与学术传统,我们可以认为他建构的是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刘小文老师《维柯的文化语言学思想评析》一文关注维柯的文化语言学思想,指出他的语文学批评方法,与当时两大相互分裂的历史地理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并且是在此基础上最终成形的。

江西师范大学苏勇博士《范式之争:解构批评与文化研究》一文认为,文化研究并不重视文学自身的独创性和文学语言的特殊性,只是将文学看作人类文化产品的一种类型,看作是政治、种族、性别等的反映。基于此,解构批评对文化研究的研究方法、理论立场等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判,反对文化研究将文学视为社会标本,反对文化研究对文学进行非文学式的研究,也即反对文化研究对文学进行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模式的分析;而是将修辞分析引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论文从外部表征与范式之争、为艺术与为人生、症候研究与文学坚守三方面分析了解构批评与文化研究的不同。

学科发展与文化诗学

有关文化诗学理论与具体学科发展的关系,亦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要话题。

兰州大学程金城教授作了题为《文学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思考》的发言,界定了文学人类学在学科建设上,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延伸和情感表达方面的特殊功能的升华,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是人类学与文学交叉的新兴边缘学科。

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所撰《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教材的可能性》一文,认为现行的文艺学教材在反本质主义的实践上做的还很不够。他指出,一种反本质主义的文艺学教材应该站在非同一性的立场上,强调互为主体性的对话效果,而摧毁绝对主体的幻相。弃绝绝对主体是反本质主义的内在要求,历史化是破除本质主义最具杀伤力的利剑。如何将一种应当指向建构性的反本质主义理念贯彻到教材的撰写过程之中呢?朱教授提出两种可能性:其一,如果侧重于知识点的传布,可以干脆学习西方一些文艺理论类教材的通行做法;其二,利用精选的经典论文选读,或邀请有专长的专家写就的专题论文来替代文学理论教材。

上海师范大学杨剑龙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化诗学》的报告。他认为,在当代文学批评中,虽然也有学者对文学大众化提出批评,但是在整体上这种声音是十分微弱的,文学批评缺乏人文关怀,文学批评缺乏对于文学创作中浅薄的、俗气的、丑恶的和反文化因素的批判。在大众文化恣意横行,在娱乐化时代的狂潮中,文学批评已变得无足轻重了,当代文学批评在某时期或成为某些文学读物的宣传广告,或成为书斋课堂里的自娱自乐,文学批评家的集体失语也就成为文学界的一种现象。

福建师范大学郭丹教授撰写的《文化诗学与先秦文学史研究》一文指出,从文化的背景来进行先秦文学史的研究,还可以有巨大的空间。如对巫官文化,对出土的简帛文献中的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以及经学对文学的影响等问题,目前还研究不够。

江西师范大学刘松来教授等撰写的《文化诗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语言学转向的若干思考》一文,表达了一种较为辩证的观点,即文化诗学视阈下进行语言学路径的文学研究,其实质是将文学理解为一种语言活动,而这种语言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空间之内进行的。在这样的研究思路下,历史文化研究路径与语言学批评路径就不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文学研究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翼。

江西师范大学刘亚律、韩芳芳提交的《文化研究视阈下的叙事学研究态势》一文指出,在关涉叙事与身份建构、性别政治、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批评诸领域的研究时,叙事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界限已经相当模糊。由于当下文化研究的一个特点是研究对象的去精英化与日常生活化,叙事学研究若要跟上时代的节拍,就不能停留于文学叙事领域而裹足不前,而必须把研究对象由经典文学文本扩大到包括影视广告、畅销书刊、流行音乐、时尚服饰、家居陈设、赛事游戏、城市建筑等在内的大众文化文本。

江西师范大学肖九根博士的《汉语方言文化诗学中的艺术张力》一文论及语言学研究中的文化诗学研究方法。例如方言虚实相生手法,或多种修辞艺术的综合运用,往往通过“语力”的媒介作用,把实体与虚幻、人与物、色彩与情感的多种元素十分和谐地交融于一体,这种传导性的隐喻方式,不仅传递词义变化的信息,更为重要的是从人们认知意象的视点上传递着一种地域文化的价值取向。

江西师范大学邹忠民老师一直以来主要从事作家学的研究,其《作家的文化性格型态》指出,作家们的文化性格实际上是非常丰富复杂的,内在地有着互相映射的二重属性,共同构造出相反而又相成的文化纽结。对于作家的文化性格,只作静态的、结构的展示是不够的,尚须作动态的、整体的型态考察。

 

当代文学文论的文化批评与文化现象的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在《玩主的荒唐岁月与成圣之路——都梁《血色浪漫》再解读》一文指出,很多关于《血色浪漫》,特别是其主人公钟跃民形象的分析文章,总给人隔靴搔痒的感觉,根本原因就是只把钟跃民们当作了一般顽主,或当作了特立独行、桀骜不逊的自由战士,而忽视了他的大院子弟这个更为重要的身份。大院中人主要是军队高级干部、各部委领导人及其家族,他们的主流既不是老百姓,也不是知识分子(即使有一些文化人、作家、艺术家,一般也都同时兼任高干),这种双重区隔决定了大院中人的文化姿态和文化立场既不是民间大众的,也不是知识精英的。《血色浪漫》告诉我们:钟跃民这个在共和国特定时期被边缘化的“少主”,别看他油腔滑调,嬉皮笑脸,其实宅心仁厚,同情民间疾苦,心系天下,他的流氓习气都是无关紧要的小节,不过表现了他的多面性和可爱之处。他不但有优秀的道德品质,而且时刻准备着在共和国需要的时候当仁不让地为之献身。作为革命事业的另一个意义上的接班人,钟跃民的顽劣生涯必须适时中止,他的浪漫情怀必须适时升华,他必须体现出作为圣人所必备的优秀道德品质以及对国家、人民、国土的责任担当表面看来,钟跃民好像是一个不肯进入体制的异类,从政和经商对他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他的结局好像也远不如张海洋、周晓白显赫。但实际上他才是他们的最高精神领袖。陶教授对《血色浪漫》的再解读无疑是非常细致而深刻的,很值得大家一读。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教授张正平教授在大会宣讲了题为《媒介之消失》的论文。他说,所谓“媒介”,即建立联系者,我们因而能够将物以关系体(relata)论之,即将物当做与之相互限定的整体之部分。此种理念不是将媒介当做某物,而是侧重于结构或生态。媒介不被理解为物类或是传播之工具,而是不断伸展,包容万物的地平线。媒介同时既是其自身又是他者,既是一亦多于一。媒介必然在其出现之时退隐。事实上,媒介既呈现为其做功亦消失于后者之中。论文对媒介的作用作出深刻的辨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吴子林教授《“安尼玛的吟唱”——《格萨尔》神授艺人的多维阐释》,从佛教的“轮回转世”、巴什拉“梦想的诗学”、普鲁斯特的“非自主回忆”等多种理论角度阐释了《格萨尔》神授艺人吟唱的奥秘及文化内涵。江西师范大学詹艾斌教授等撰写的《色彩视域中的价值批判——“快乐女声”与“中国红歌会”文化现象比较研究的一个面向》,分析了色彩的诸种象征意蕴与各种时下盛行的电视选秀文化现象之间的契合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与艺术生产的发展趋势,认为对其进行学理性关注和审视显然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需要。陈茜老师《商业时代的大众化艺术 ——以几米作品为例》一文认为几米将漫画与文字结合的作品表达了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独特感受,给读者带来轻松的瞬间和会心的一笑,因此减缓现代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紧张感。陈海艳、姚燕苹的《娱乐时代的快乐难题及其文化趣味》一文则指出,在当下的娱乐时代,受诸多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趣味俨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娱乐文化以其强烈的功利性与世俗性,吞噬了美和真,大众的生活、文化趣味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味道。提升趣味,拒绝媚俗,注重娱乐的方式与质量,加强文化的自觉,也就自然成为了我们今天进行文化建设的一项战略性任务。

 

叙事的文化批评

叙事学是江西师范大学具有跨学科特点的特色研究方向。本次会议,展现了较多有关叙事的文化分析的研究成果。

江西师范大学傅修延教授《瓷的叙事与文化分析》一文认为,要想真正知瓷识瓷,仅仅注意瓷本身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认识“意义之网”上那些与瓷有复杂微妙关系的重要事物。只有把它们与瓷的关系纳入研究范围,认识瓷与这些事物之间毗邻、互渗、隐喻和模仿的历史,才能把握瓷之所以为瓷的真谛。论文从叙事与文化相结合的新角度迂回探入,窥其堂奥,分别研究瓷与“稻”、“易”、“玉”、“艺”、“china”之间的各种关联。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龙迪勇研究员做了《作为文化结构的叙事结构》的主题发言,指出叙事学是结构主义运动的产物,对“结构”的分析正是叙事学的理论优势和长处所在。而通过对某种叙事结构的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我们可以把握构成其基础的文化结构,并进而把握特定时空中人们的感觉结构和思想结构。

江西师范大学陈志华博士《不可靠叙述的文化伦理考察——以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为例》一文,指出《洛丽塔》的审美质素很大程度来源于文本内的道德力量,尤其是亨伯特所展示的道德煎熬所生成的审美空间。当越来越多的读者被文本中的不可靠叙述所迷惑,对最邪恶的人物产生同情,甚至予以理解时,不可靠叙述者的价值观念将会或隐或显地作用于读者。周兴泰博士《唐赋叙事刍议》一文指出,唐代纪游赋的历史叙事、寓言赋的因理设事等不同叙事策略的运用,不仅为赋体叙事补充了新鲜血液,对于整个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也是一种极大的丰富与滋润。文迎霞博士《点石斋画报的叙事策略与文体追求》一文为我们描述了近代报刊史上一个重要的案例。新闻报刊本为近代中国的新兴事物,而报刊采取“绘图缀说”的形式更是新人耳目。这种图文结合的叙事方式成为创刊于光绪四年的《点石斋画报》的标志性特点。该画报以立足新闻,传播新知的面貌出现,但也刊登大量的奇闻逸事乃至直接连载王韬的文言小说集《淞隐漫录》。这种叙事策略与文体追求极其鲜明地体现出时事性与娱乐性的并重,造就了《点石斋画报》的雅俗共赏。曾斌博士《少数民族宗教文化叙事及其对民族身份建构研究》一文指出,少数民族宗教文化叙事归根结底就是以其民族特色为基本特征,展现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智慧的叙事文本。少数民族宗教文化叙事通过民族宗教文化叙事,达到民族身份认同的效果以及重塑民族身份的目的,从而为民族发展赢得空间与力量。

 

中国古代、近现代文学文论的文化批评

江西社会科学院彭民权博士《先秦诸子散文对明君贤臣形象的书写及其文化逻辑——以楚庄王、孙叔敖为例》一文,点明先秦诸子往往根据说理的需要,重新整合历史故事,甚至建构新的历史。这种做法对汉人影响甚大,由于秦朝焚书坑儒,先秦史料匮乏,《说苑》、《新序》、《淮南子》等汉代诸子著作继续先秦诸子传统,大量编造和整合历史故事。江西师范大学徐丽鹃博士《上古诗歌艺术起源与“诗”之滥觞》一文指出,在原始仪式中宗教形式、审美形式和伦理形式都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并发挥着巫术、教育、审美等多种职能。后世歌、舞、剧、画、神话等,在远古即完全揉合在这个未分化的巫术礼仪活动的混沌统一体之中。不过随着宗教仪式的发展,巫官逐渐退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歌”的仪式音乐性逐渐消失,“诗”的语言表意和教化功能开始加强。作者认为从“六诗”演变到“六义”的过程,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文学史上这一历史性演变。

赣南师范学院吴中胜教授《祖先崇拜与〈文心雕龙〉的寻根索源意识》一文,重点研究了《文心雕龙》的寻根索源意识,认为这一意识与自上古社会就有的祖先崇拜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是一种富于人道伦理的文化情怀,极富原始感觉和诗性特征。

江西师范大学詹冬华博士《时间视阈下的中古文艺新变观》一文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变思想是以传统的时变观念作为最终依据的,尽管这里的时间也会线性方式展开自身,但它不带有目的性和计划性,也不像进化论时间那样呈现为单向性和封闭性。这里的“时”,一方面强调对未知领域的不断拓进,同时又会超出自身,回旋于过去的时间之中。进化论文学史观奠基于对进步的承诺,其对未来时间事先作了某种价值预设,时间越往后,文学就越好、越高。因此,文学演变的每个环节和阶段都是指向未来那个最高的目标。作者认为这种观念正是现代性的一种具体表征,在考察中国古代文变观的时侯,这种现代性的陷阱切不可小视。

张立荣博士《论李商隐的〈无题〉七律及其文化内涵》一文,论及李商隐的《无题》七律出现之前,七律创作史上尚无真正意义的爱情诗作,元稹有数首写夫妻之情的,是首次将家庭生活的内容引进七律创作,李商隐的爱情七律则进一步拓展了七律的题材。

杜华平教授等撰《张耒的饥饿诗学》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张耒饥饿诗学的文化内涵及其审美趣味。作为穷饿诗人的张耒,大量描写饮食,是对何休“饥者歌其食”理论的印证。与传统诗学相比,张耒的诗扩大了诗的表现功能,使诗在表现诗人精神世界的同时也能全面地表现其物质生活状况,诗的本质内涵因此得到一定深化。张耒不少诗把因啼饥号寒而产生的悲苦、低沉的情调转化为戏谑和谐趣,与苏轼、黄庭坚等人一起,形成了宋诗“以文为戏”的诗学新风。

龚岚老师《论唐宋诗词中的高频词“人”》一文重点分析了诗词类文体中“人”字使用频率超高的三大原因:一是 “人”字构词能力强,本身就是古汉语的基本词汇和高频字;其次,宋词中的“人”也并非主要倾向于指女性,关键还是取决于作家作品的风格;最后,“人”字的高频,体现的是诗人对“人间、人生、人情”的高度关注。

李舜臣教授《释家“山居诗”之绝唱——栯堂益山居诗论略一文》指出,元代栯堂禅师之“山居诗”深受莲池大师的推重,不惟其字句,更在于其气格与境界;栯堂山居诗对历史典故、历史现象的评价,显然并不满足于评价是非本身,其终极关怀仍在于生命本真的意义。欧阳江琳博士《论南戏下场诗的基本形态及其演变》对南戏下场诗的基本形态及其演变进行综合考察。南戏下场诗显示了文人和民间两条流变路线,文人的编创、刊刻本,倾向于文本意义上的规范,于无处添加,于简陋处改良,下场诗形式变得日益精巧、典雅和规范。而在梨园演剧中,南戏下场诗的体例则得以不断的变化、突破。

闽南师范大学祖国颂教授作了题为《文化与诗学的双向建构 ----以《霍小玉传》的文本阐释为例》的演讲。他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唐传奇《霍小玉传》的文本结构所呈现的内、外结构互动的特点。传奇的外结构主要表现在情节的发展变化上,它以显性的人物活动的时间流程被人们感知;内结构表现在人物社会属性上,它以隐蔽的空间性原则对人物的活动形成制约和规范。而内、外结构互动的中介便是不同文化价值之间的争斗与协商。如门第观念、科举取士现实、才子佳人的风流佳话、豪侠之士的义举、鬼神信仰等。

杨志平博士《兵法理论对古代小说文法批评影响举隅》一文指出,古代小说评点者正是基于兵法之巧通于小说文法之巧、兵法之理通于小说文法之理的认识,故而不时地在观念形态上以兵法、文法并论,为小说文法论确立兵法“参照”。

汪泓教授等撰《中国古代文艺“移情”批评与教化“移人”论的关联》一文,论文较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文艺“移情”批评的思想文化背景,包括习俗移人、言论移人、功利移人、声色移情、教化移情等多方面。文章还指出,重新考察中国古代审美移情说的思想文化语境,将“教化”作为“移情”批评目的之一,将“移情”作为“教化”说的重要术语,应当有助于重新评价“移情”说在古代文艺批评中的重要地位。

王龙洋博士《现代传媒与文学现代转型》一文将研究重点放在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及中国作家现代转型的交互关系上。论文详细地阐述了现代传媒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影响,认为现代传媒对现代作家的创作观念、文体选择和话语方式等多维度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外国文学文论的文化批评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理查德·兰德(Richard Rand)教授大会宣讲了题为《<天青石雕〉与诗歌的生存》(《Lapis Lazuli and the survival of poetry (seven dry notes for the translator )》)的论文,较为细致地揭示了爱尔兰诗人叶芝《天青石雕》中描绘的古老中国意象的神秘与喜悦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并阐释了叶芝诗歌“语言的裂缝和凹痕”所呈现的独特魅力。

江西社会科学院张丽《文化诗学视阈中的〈黑猫〉》一文,以爱伦·坡的《黑猫》为个案,从爱伦·坡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艺术选择以及欲体现的文化意蕴等三方面对文本进行了解读,并由此进一步揭示了《黑猫》在当代西方文化语境中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江西师范大学陈静老师提交的《伍尔夫“双性同体”诗学观的文化溯源及其现代性》一文指出,在当时的男权中心文化的历史语境里,伍尔夫“双性同体”诗学观无疑显示了超前的女性主义立场。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伍尔夫所倡导的“双性同体”愈来愈具有现代性。

江西师范大学梁庆标博士《“肉身至道”的微观技艺:自传的“文化”阐释》一文对“自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文化阐释。他说,对自传来说,最具有借鉴意义的是狂欢精神所体现的平等与民主精神。在狂欢化这一语境下,人取消了地位的差异,实现了平等,高贵神秘之物也实现了降格和诙谐化,在这个时刻,可以把任何人当作“人”看,更不用说自己,而非单纯的仰视、(自我)崇拜,或自我夸赞与美饰。由此,自传可以更接近真实性的本质要求,去除歌颂的腔调,避免伪饰与夸张。同时,摆脱了所谓严肃面目的自传有了更大的表现空间,更加细节化和生动化,文学性也更强。可以说,一部自传就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时空体”,在这一特定的狂欢化语境下,自传者进行着自由的、狂欢式的表演。许蔚博士《西方女性自传理论的两个向度》一文认为,综合运用女性经验与超越经验的女性传统两个理论向度,有助于解读女性自传中普遍存在的双重话语,因为这些自传必须同时讲述两个故事:一个故事讲述的是传统自传中的那个稳定的自我;由于这个自我一直以来都是男性,导致了另一个故事是为了还女性自我及女性经验以公道而讲述的碎片的自我。

李美敏博士《印度古典诗学研究考察》一文介绍了国内对印度古典诗学研究的成果。从研究形式上看,国内对印度诗学的研究主要分为译介和批评,两者呈互动关系。一方面,印度诗学在中国的译介为国内印度诗学的批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印度诗学批评推动了印度诗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

综上所述,此次会议既有与会专家对文化诗学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理论总结,又展示了部分专家从文化批评视角对中外文学文论与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的实践成果,对作为方法论的文化诗学的推介与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汪群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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